解密皖南事变：到底谁才是制造皖南事变的幕后黑手？

从1937年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取得了巨大成效，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中共的迅猛发展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尤其是国民党高层的恐慌，不少人纷纷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采取措施从军事上打压中共。

尤其是1940年初，国民党某位重量级的高层上书给蒋介石，明确提出一个从军事上打压八路军、新四军的方案，而这个方案又是所有向蒋介石提出的方案中最为毒辣、阴损和系统的。随着国民党内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反共呼声，蒋介石在反共方面自然也就更加跃跃欲试，他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把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调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区。

1940年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1个月内，要求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按照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规定，开到旧黄河以北。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人复电，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移到江北。国民党中央军令部根据何白二人的示意，拟定《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呈报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的目的是只要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能够限制共产党军事和组织的扩张与发展就行了，并不想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八路军和新四军。因为在他看来，按照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是要武力解决八路军和新四军，无异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剿共”内战，这不但破坏抗战，而且，未必就能达到预期目的。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会一直拖着没有签发军令部呈给他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蒋介石在纠结的时候，毛主席也正在为皖南新四军军部北移的问题伤脑筋。新四军军部北移，一条路线是北线，直接从泾县向北，北渡长江去皖东；一条路线是东线，由泾县向东，再渡江去苏北。

但走北线有两大障碍：一是沿江为日军控制，新四军军部上万人渡江几乎不可能；二是桂系控制了江北，他们正在“清剿”在江北皖东地区活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无疑会对江南部队北渡造成极大阻力。走东线要经过苏南新四军活动区域，且渡江后即可进入新四军苏北黄桥根据地，相比之下，比走北线安全多了。

但走东线也存在一个问题：从宣城至郎溪一带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驻地，兵力多达2个师，这就意味着，走东线必须要经国民党第三战区同意。好在11月正式提出新四军军部北迁问题时，这一方案就得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同意，而当月新四军军部派出的北移先遣队1700人就由苏南成功实现了北渡。

可问题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允许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苏北，并不代表他们同意两支新四军合二为一，而是要新四军从苏北继续北移过旧黄河，前往冀察战区。10月间，陈毅的新四军江北部队在黄桥战役中重创韩德勤部，极大地刺激了国民党军事高层领导人。只不过是因为蒋介石仍希望新四军军部能遵命限期北上，他们才对黄桥战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而且，他们也没有禁止皖南新四军继续走东线，但曹甸战役使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刘少奇和陈毅发起曹甸战役是想解除黄克诚部可能受到韩德勤部和霍守义部夹击的威胁。毛主席反对发起这一战役，但他们执意要发起这一战役，毛主席最终批准了他们的意见，但强调不打东北军霍守义部，也不打兴化。但此战役终究会威胁兴化，激起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应。

曹甸战役打响3天后，国民党军令部就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军政部长何应钦甚至批示，如果江北新四军攻击兴化，第三战区就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军令部长徐永昌于12月4日把何应钦的意见以正式呈文报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批复照办。结果，曹甸战役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新四军反因伤亡颇大而撤出战斗，更关键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大受影响。

因为到此时，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只剩下北线可以走，使得北移难度剧增。项英为此还电告中共中央，认为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又暗中包围，几乎无法北移。毛主席当然更清楚皖南新四军北移的困难之多、之大，但他根据各方面情报得出的结论是，新四军军部继续留在皖南危险更大。所以，从12月初开始，毛主席就主张部队兵分两路迅速北移。

毛主席虽然再三催促，但项英等人身处险境，始终担心部队受损，以致左右为难，迟迟不见行动。事已至此，国民党方面就开始加紧了“剿共”的军事部署了。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他同时又表示，要军令部暂缓下令，等到本月下旬再确定实施的时间。他还亲下手令要新四军皖南部队12月底前先开到长江以北。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事高层对于以军事手段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的态度明显比蒋介石更为急迫、强硬，他们要蒋介石早下决心、早做准备。蒋介石就这样被这些人裹挟着硬着头皮往前走，12月1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并明令顾祝同，新四军皖南部队如果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其实，蒋介石此时仍然力主应尽可能避免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要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力主以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但徐永昌、胡宗南、白崇禧等人都跃跃欲试地要以军事手段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蒋介石持这种态度，一是不希望国共合作破裂、破坏抗战大局；二是不希望搞坏与苏联的关系。

因此，蒋介石希望一旦国共战事爆发，应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内；即使八路军部队不遵命限期北移，也只主张一面发动全国舆论制裁，一面以军事压迫，迫使就范。当蒋介石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担心事情闹大，他还在12月25日召见周恩来，表示，你们如果不遵令北移，只怕难免一战，而且我敢断定，你们必失败！

自蒋介石批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就命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并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但实际上，在落实这些部署时，顾祝同有意放慢动作，因为他也不希望真的与新四军开战。叶挺向他强调实际困难并要求展期时，顾祝同没有苦苦相逼，还努力请蒋介石通融。

而且，为了解除新四军军部北渡可能遇到桂军拦截的问题，顾祝同还致电江北李品仙，要他们来电作出承诺，李品仙也的确遵照要求部署为新四军军部北渡让路，但新四军军部此时却没有获知桂系江北让道的消息。因为曹甸战役失利，刘少奇要皖东新四军第四支队撤回路东，以此作为让步来与桂系谈判。但这么一来，项英认为安徽一带没有部队牵制桂系。

导致项英对新四军军部北渡就更没有信心了，他担心李品仙部会袭击北渡的新四军，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反复致电重庆，要求桂军明令让道。因无法确保部队安全，以致12月30日，叶挺还在向顾祝同要求展期北移。顾祝同在明知蒋介石给出的限期是12月31日的情况下，还是于1月3日致电蒋介石，希望体谅叶挺的苦衷，使得江南新四军部队顺利北调。

1941年1月2日，蒋介石给出的限期已过，叶挺又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提出，先派1个团经之前指定的路线进入苏南，转至敌后，分路北渡，其余大部等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遇万不可能情况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顾祝同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仍对新四军军部北移抱以期望，并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

蒋介石指定的北移路线是，要叶挺率部在铜陵、繁昌间渡江，再在无为附近集结，然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之前命令进入指定地区，他告诉叶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但因周恩来获悉李品仙已经布置了袭击新四军军部的阴谋，